张维迎：俄国人的怨恨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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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俄罗斯这个民族是伴随着对西方的怨恨形成的。在17和18世纪西方国家（英、法）相继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俄罗斯还是一个落后、愚昧的农奴制社会。俄罗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1682-1725年任沙皇）发起和推动的。最初，俄罗斯人对西方羡慕不已，把它当作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不仅没有把西方当作威胁，而且乐观地认为，模仿西方国家，俄罗斯就可以与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然后超过它们，变成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确实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暂短的自豪感，彼得大帝因此被称为“祖国之父”。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与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直到18世纪末，与西方国家比，俄罗斯仍然处于令人无望的落后状态，缺乏自由、平等和对人的尊重。俄罗斯人被俄国和西方榜样之间的差异深深困惑，西方的优越地位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对西方优胜地位和自身落后的认识引发了日益复杂的感情，最终变成一种深深的怨恨---对西方的生存妒忌。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普适价值。俄罗斯人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评估西方价值。因为俄罗斯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适合作为俄罗斯模仿的榜样，俄罗斯要走自己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由学习的榜样变成了嘲笑的对象，赞美西方的俄罗斯人被讥讽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认为是自轻自贱，是对俄罗斯人的羞辱。

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铜像

但完全拒绝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西方的认可也是俄罗斯人所期望获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被意义重大的其他民族认可，自己的价值也就没有意义了。既然无法超越西方，俄罗斯民族主义精英就把俄罗斯定义成与西方相反的榜样。他们仍然用西方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但是通过对这些标准进行重新解释，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对应西方的每一个缺点，它有自己的优点；西方表现出来的优点，它在现实中也有。“理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变得近似于黑格尔讲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绝了其隐含的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他们承认“自由”和“平等”是伟大的美德，但拒绝承认西方制度是其真实的体现，因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权利，但却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罗斯人没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即使他们的农奴，也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正餐都有鸡吃，有些人吃腻了鸡正开始吃火鸡。”（叶卡捷琳娜女皇语）

俄罗斯精英们发现了“人民”，将“人民”界定为一个种族集合体，它的灵魂来源于血缘和土地，凡是没有这种血缘并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不可能有俄国灵魂，因而就不是俄国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存在于“人民”中，但只有有教养的精英才能揭示出来。精英作为“特殊之人”（先锋队），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众自己不知道，所以“特殊之人”自然有权命令普通大众，甚至牺牲后者。面对追赶西方既困难又不确定这一问题，在怨恨的巧妙影响下，俄罗斯精英们希望用革命的形式实现自己的理想。革命是一次大灾变，是一场既毁灭西方又消除俄国现实弊端的大火，俄国及其精神最终将获得解放，浴火重生，登上辉煌的顶峰，俯视颓废、腐化、老化的西方，领导全世界。

因此，在怨恨情结支配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威权主义的，不同于英美的公民民族主义，后者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个体主义和公民主义的民族性仅仅保证个人的权利和固有的尊严，其成员资格是开放和自愿的，能够，有时必须被获取，与个人意志有关；集体主义和族裔主义的民族性使人分享了一个伟大得多、强大得多和更加完美的存在的尊严，其成员资格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生物遗传特征，与个人意志无关，如果没有，就无从获取，如果有了，也无从改变。因此，集体主义和族裔主义的民族主义让人们感觉更好，可以让个体陶醉于民族的集体荣誉感，对自身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在怨恨情结支配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和商业文明的。起始于法国——第一个反“西方”（英国）的民族，西方文明就与商业社会联系起来，个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其他后发的民族对西方（法国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怨恨使“西方=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教条，俄罗斯人对西方的怨恨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资本主义和商业文明的蔑视。计划经济体制发端于苏联，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先进的资本主义”民族心怀怨恨的产物！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强烈的自尊心（其实是自卑），羞于承认自己落后的现实，对他人的批评异常敏感，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最常见的反应是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把它们说成是西方编造的“谎言”。这方面，即使一些非常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怨恨情结既滋养一个民族的自卫性，也刺激一个民族的侵略性。集体主义的民族发动侵略战争比个人主义的民族更容易，也更难以预测，因为后者对战争的投入通常靠的是理性算计，而不是情绪化的非理性反应，更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民族怨恨诱使俄国人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优越，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与西方的对抗，好像只有当地球上只剩俄罗斯一个国家时，怨恨的理由才会消失。这种对抗可能是领土的、体制的，也可能是价值观念的，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

同样的戏剧至今仍然在上演。也许未来还会继续上演。

本文摘录自作者《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一文，该文是作者读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之后写的读书笔记。修改于202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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